农家乐

 农家乐，字面理解，就是城里人到农家去寻乐子，如今很流行，据说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四川。其特点是成本低，消费廉，可欣赏田园风光，回归自然，从而获得身心放松、愉悦精神，等等。但是，据赵炎考证，农家乐这种形式早在南宋就已经极为火爆，殊非川人原创，也谈不上新兴。

绍兴十一年，宋金和议签订，之后近二十年间，国内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，城市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。孝宗继位以后，虽有征战，但战火烧在江北，且时间较短，并未对主要城市的经济状况造成严重破坏。战争停止以后，孝宗一门心思抓经济、修内政，短短十余年，南宋即已“富甲天下”。特别是造就了一大批城市中产阶层，使得旅游休闲业需求骤升，为南宋农家乐的出现和快速升温，提供了人群和财富的基础。

诗人林升写过一首著名的《题临安邸》：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就是这种旅游盛况的描绘。实际上，当时已经有许多人在向往“山外之青山、楼外的楼”了。向往本身就是市场需求，或者叫商机，而聪明的商家是善于捕捉这种需求的，他们很快云集郊外和交通要冲，开起了农家乐，以招徕城里的游客。

比如“饶州市贩细民鲁四公煮猪羊血为羹，售人，以养妻、子，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。”“乾道四年，鲁四公典押薄产，得数千钱，举家迁郊外，开酒肆并客邸。不数年，聚财颇丰。”当时许多城市“经纪（济）市井之家往往多余店舍，旋或卖或典，纷至小市镇置客邸，兼营饮食和家蔬，此为生财快便耳”。

在城市商家的影响和带动下，农村人也不甘落后，纷纷仿效。有“韩洙者，北人，流离南来，寓家信州弋阳县大郴村，地名荆山，开酒肆及客邸，市客（城里人）纷至。乾道七年季冬，南方举人赴省试，来往甚盛。”看来他又大赚了一笔横财。“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，仅能启小茶肆，食常不足。遂转而营客邸，方得小康矣。”开农家乐使这一家子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。

农家乐的开办，不光方便了城里人的旅游和休闲，也为过往行脚客商提供了吃饭住宿的便利。陆游诗有“三更投小市，买酒慰羁旅”，“牛饮桥头小市东，店门系马一樽同”，“陌上歌呼簪稻穗，桥边灯火买官醅”，“草市沽寒酒”，“饥从野店烹葵饭”，“小市疏灯有酒垆”等句，都是描写当时农家乐兴起与便利客商的情形。

同时，农家乐也带动了乡村小市镇商品经济的繁荣。“冬月虽大风雪阴雨，亦有夜市”。夜市中出售各种糕饼、果品、肉食、羹汤等，还有“提瓶卖茶者”。“每日交五更”，瓠羹店“间有灌肺及炒肺，多点烛沽卖，每分不过二十文，并粥饭、点心，亦间或有卖洗面水，煎点汤茶药者”。

当然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，南宋农家乐的条件一般不是太好。因此，“都人（城里人）侈纵，百端呼索，或热，或冷，或温，或整，或绝冷，精浇、膘浇之类”要求，农家乐可能难以满足他们，也只好将就了。陆游的另一首诗叙述他在四川一个十八里“农家乐”里消费的情形：“月黑叩店门，灯青坐床箦。饭粗杂沙土，菜瘦等草棘。泰然均一饱，未觉异玉食。”他很想得开，反正是出来旅游，又不是享乐的，有地方住，有饭吃，就满足了，何必计较条件的好坏呢？

 和现在一样，南宋的农家乐里也有不法分子开黑店的。“浦城永丰境上村民作旅店，有严州客人赍丝绢一担来，僦房安泊”。夫妇“即醉以酒”，图财害命。不知道他们夫妇害了人，是不是去做人肉包子？水浒里的孙二娘就在孟州道十字坡与张青开过农家乐，卖过人肉。

南宋的农家乐也存在竞争。除了同业之间为了揽客而各自较劲外，官办的驿站（邮亭），也成为他们“挖墙角”的对象。“凡有过往官员、士人至，民乃远迎，莫不咄嗟而辨。”家家都说自己的店条件好，互相之间吵破了嘴皮子，这分明就是在拉客。官员和读书人本来是应该住在驿站的，架不住农家乐服务员的热情，只得随之前往。如此，驿站的“墙角”便挖成了。